1981年4月，开国上将傅秋涛感到自己的病体越来越差，预感到为党工作的时日已经不多了，便决定利用剩余的时间，争分夺秒地抓紧时间工作。

那段时间，傅秋涛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即将修改完毕的《中国民兵》一书，经常三、四点钟便起了床，一直工作到吃早饭的时间。有时候，夜里睡不着，便打开灯，逐字逐句地看两段，才抱着书稿睡去……

晚年的傅秋涛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却更加坚定了余生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的决心。为此，傅秋涛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为党工作的机会。

1975年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下，傅秋涛被任命为总参谋部顾问。有了职务后，傅秋涛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。

任职期间，傅秋涛的身体虽然不太好，但还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为党和国家工作。为此，傅秋涛找到有关同志，向他们询问了我国民兵建设的相关情况。

想到在党的领导下，我国的民兵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所做的巨大贡献，以及在建国后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，傅秋涛认为即使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，民兵仍然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。

想到这些，傅秋涛觉得应该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，找几个同志一起总结一下我国民兵的斗争事迹和经验，最好能写出一本书来，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来的民兵建设工作。

傅秋涛上将

不久后，傅秋涛将自己的想法上报给了中央的领导同志。很快，傅秋涛的想法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。

得知傅秋涛的想法后，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元帅高兴地说：“傅秋涛同志的这个想法很好，他的自告奋勇的精神值得肯定！”

1978年秋，在徐向前元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，《中国民兵史》编写组正式成立，已经71岁高龄的傅秋涛亲自担任了主编，并从有关单位调来一些人员，共同把这件事办好。

后来，经过讨论，这部书定名为《中国民兵》。编写期间，为了掌握真实的历史资料，傅秋涛不顾身体有恙，亲自率领编写组的同志们前往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福建和广东，用三个多月的时间，走访了40多个县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民兵历史资料。

带着这些资料，傅秋涛高兴地回到了北京。刚到北京，傅秋涛便主持召开会议。会上，傅秋涛对全组的编写同志说：“要写好中国民兵史，必须要尊重历史，实事求是！”

紧接着，傅秋涛态度坚定地说：“历史是客观的，是真实的，谁也不敢篡改，更不能捏造！”

1980年10月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编写后，《中国民兵》完成了建国前的四个历史时期的初稿，即：大革命时期、土地革命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。这些书稿共计35万字。

看着这些书稿，傅秋涛十分高兴，就像看着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一样。随后，傅秋涛开始对这些书稿，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。

为了让这部书更加完善，傅秋涛在修改书稿的时候对有的章节进行了反复推敲，确定无误后，才满意地看下一章节。

1981年初，傅秋涛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经过仔细的检查，医生确定傅秋涛患上了肺癌。更加可怕的是，他的肿瘤已经扩散了，并且发展得十分迅速。

为了控制傅秋涛的病情，医生劝他赶紧放下手里的工作，住院接受治疗。从医生的劝说语气中，傅秋涛已经感到了自己的命不长久，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便比以前更加努力了。

为了多工作一些时间，傅秋涛经常在夜里打开灯，推敲书稿的内容。因为年纪大，加上一只眼睛已经失明，在工作时间过长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就会感到疼痛。每当此时，傅秋涛便把孩子们叫来，让他们把书稿读给自己听。

看到傅秋涛这样不顾惜自己的身体，老伴陈斐然十分心疼，不时唠叨几句。有时候，陈斐然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便劝他说：“现在还这么干，你不要命了？”

对于老伴的劝说，傅秋涛也知道她是心疼自己。但想到即将完成的书稿和剩余不多的生命，傅秋涛还是说：“共产党员要命是为党、为人民干工作的，不干工作要命有啥用？”

傅秋涛和老伴陈斐然的合影

听了傅秋涛的话，陈斐然虽然爱惜老伴的身体，但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，因为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也是这么想的。于是，陈斐然便默默地走开，偷偷地抹眼泪去了。

4月，傅秋涛终于用了5个月的时间，将这些书稿全部修改完毕。

看着这些修改完成的书稿，傅秋涛十分欣慰，想起了参加革命的烽火岁月，以及那些为支持革命付出了自己一切的可爱的民兵们……

傅秋涛：要关心民兵的生活和疾苦

1907年8月3日，傅秋涛出生在湖南平江程家园一个贫农家庭里。在7岁的时候，因为家里贫穷拿不出学费，傅秋涛不得不眼看着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，而自己只能开始学做农活。

在学习了三年后，刚满10岁的傅秋涛便不得不到地主家干活，以此来挣得一口饭吃，为家里减轻负担。在劳动的过程中，傅秋涛深感地主的剥削和贫苦农民的生活艰辛，逐渐在心里开始产生革命意识。

1925年，傅秋涛在三眼桥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组织，也就是雇农工会。不久后，因为表现出色，傅秋涛被大家推举为雇农工会的委员长。期间，傅秋涛结识了钟期光，并逐渐成为了革命战友。

1927年，在平江嘉义做工期间，傅秋涛参加了平江农民扑城暴动。1929年，傅秋涛和好友钟期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不久后，傅秋涛参加了嘉义赤卫团，并担任了政委。

1930年7月，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打湖南首府长沙。期间，傅秋涛率领2000余名赤卫队员，配合彭德怀领导的红军一举攻占了长沙城，震动了全国。

后来，傅秋涛先后担任了平江县工会委员长、湘鄂赣省总工会委员长。在工作中，傅秋涛十分注重兵民关系，广泛发动群众，参加民兵组织，为配合红军大部队的行动做准备。

1933年3月，傅秋涛转入红军，先后担任了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、中共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兼第三作战区政委。

任职期间，傅秋涛在群众的配合下，参与领导了湘鄂赣苏区的反“围剿”作战。在反“围剿”作战中，看着民兵们为配合红军作战的匆忙身影，傅秋涛十分感动。

关于“皖南事变”时的突围行动，傅秋涛在晚年对家人说：“皖南事变”突围战斗中，电台没了，又离开了军部，当时的心情就像没娘的孩子，孤独极了！一股脑想的是赶快突围去苏南找党，找陈老总！现在看来，我们之所以能突围出这么多中、高级干部，首先也是最关键的，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爱护和支持……可见党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。不然，我傅秋涛早死过几回了！”

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傅秋涛甚至流出了感动的泪水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组织编写《中国民兵》的心愿和初衷。

1942年2月，傅秋涛被任命为新四军第7师副师长。次年，傅秋涛奉命回到延安，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，后参加了中共七大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傅秋涛担任了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、鲁南军区政委，领导军区部队配合主力作战，发动群众支援前线。

后来，主力部队撤离鲁南，傅秋涛开始指挥当地的军民开展游击战争。在群众的掩护下，傅秋涛率部，与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在鲁南山区周旋，策应主力部队完成了战略任务。

1948年，傅秋涛先后担任了中共鲁中南区委第一副书记、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、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兼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、山东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。

任职期间，傅秋涛组织动员了大量人力、物力，积极支援了济南、淮海、渡江、上海等战役，亲眼见证了人民群众支前的动人场面，圆满地完成了运输物资的重大任务。
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傅秋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。

1950年8月，傅秋涛担任了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，参与领导数百万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，以及动员广大民兵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加强全国民兵的建设。后来，傅秋涛又担任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。

1955年，解放军实行军衔制，傅秋涛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
1957年5月，傅秋涛担任了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。任职期间，傅秋涛为我军实行义务兵役制、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

那时候，傅秋涛不管多忙，每年都会抽出时间看望民兵群众，为他们指导工作。对此，傅秋涛解释说：“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，不吃公粮，也不穿军装。所以，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和干部更应深入到民兵群众中去，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疾苦。”

傅秋涛和民兵副连长李云荣在交谈

1975年，傅秋涛重新获得工作，担任了总参谋部顾问。

1981年5月，傅秋涛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，不得不再次接受住院治疗，这已经是傅秋涛第三次住进医院了。即使如此，傅秋涛还是念念不忘为党和国家多做一些有用的工作。

8月25日，傅秋涛在北京病逝，走完了无私奉献的一生，享年74岁。

9月8日，杨尚昆主持了傅秋涛的追悼会。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和李先念等、解放军驻京各机关、部队的代表一千多人来到现场，叶剑英元帅和陈云等人则送了花圈，总参谋长杨得志在悼词中说：

“傅秋涛同志是我军久经考验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。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艰苦奋斗的一生，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一生。”

中国民兵

1983年4月，傅秋涛主编的《中国民兵》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受到了广泛好评。

对于傅秋涛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的贡献，毛主席曾评价说：“傅秋涛领导湘鄂赣边区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，经过独立坚持的三年艰苦游击战争，取得了很大成果，来之不易。”